刘植岩，男，1918年2月7日出生，河北昌黎城郊区两河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先后任中共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太岳区第一地委书记、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运城解放后1948年3月至7月任太岳三地委书记，1948年7月至1949年2月任晋绥十一地委书记，是运城解放后第一任书记（太岳三地委先后改称为晋绥十一地委、运城地委）。
一、临危受命
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开边区土改工作会议，中共太岳三地委书记柴泽民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太岳三地委被上级改组，主要领导干部调离。
1947年12月28日，运城攻坚取得胜利，运城全境解放。由于战略需要，我军于1948年1月10日主动撤出运城城区，国民党军队再次占领运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运城人民的坚壁清野，1948年2月7日，国民党军队弃城逃离，从此运城回到人民手中。
1948年1月26日至3月28日，中共太岳三地委在闻喜县后宫村召开了土改整党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精神，并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地委副书记李志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贾启允，地委常委、农会主席韩洪宾，专员张学纯，荣河县委书记赵龙、永虞县委书记任明道、临晋县委书记裴润、夏县县委书记陶彭、平陆县委书记高勃，各县（区）党员干部及第三军分区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共计1400余人参加了此次整党。由于晋冀鲁豫中央局把三专区作为“三查三整”的重点，因此，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王鹤峰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进行指导。这次整党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反右，主要针对三专区干部中存在的“地富路线”，查立场、查思想、查欺压和脱离群众的作风。第二阶段反“左”，主要针对闻喜等县在土改中的乱打乱杀问题，纠正“左”倾偏向。这次会议对全区干部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阶级教育，使他们懂得了党的土改政策。但对干部处理过严，处理面过大，不适当地处分了一大批县、区干部，使一些干部在思想上留下了较大的创伤，对今后工作开展极为不利。加之刚解放的运城历经8年沦陷以及闻夏战役、晋西南战役、晋南反攻战和运城攻坚等多次战役，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3月底上级委派刘植岩同志担任太岳三地委书记。
二、积极开展党的建设
（一）总结后宫整党，主持王范整党
1948年3月下旬，刘植岩在后宫整党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基本肯定了后宫整党的主要工作，也深刻反思了“左”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广大干部的信心，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推动土改纠偏工作，纠正后宫整党中“左”倾错误。1948年4月8日至7月15日，中共太岳三地委在安邑县王范村进行了3个多月的整党，各县未参加后宫整党的县、区干部全部参加。地委领导同与会干部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学习了上级有关纠正“左”倾偏差的指示。在他的主持下，王范整党比较平缓，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广大党员干部基本都认识到前一段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危害，也能积极改正，但仍未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左”的影响。
1948年6月，中共太岳三地委提出《各县干部会议及下段工作（夏屯结合继续纠偏）的意见》，指出：“自后宫会议，特别是县委联席会议后，各县都普遍进行了纠正‘左’的倾向……但是由于时间短促，过去干部遗留下的问题是普遍的，而且极其复杂，需要在工作中继续解决……应当把夏屯与纠偏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多次下文要求各县严格按照《中共土地法大纲》等土改文件精神，迅速纠正1947年10月以来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倾偏向。通过纠偏，侵犯中农利益、扩大斗争面等问题得以解决，从而改善了贫雇农与中农、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稳定了人心，安定了局面，使土改工作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
（二）成立中共晋绥十一地委干部学校（党校）
194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以至蒲州的太岳区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领导”的决定，太岳三专区划归晋绥行署。中共太岳三地委改称中共晋绥十一地委，太岳三专署改称晋绥十一专署，太岳第三军分区改称晋绥第十一军分区。中共晋绥十一地委书记刘植岩，副书记贾启允；晋绥十一专署专员张学纯，副专员张呼晨；晋绥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张述芝，政委刘植岩兼。十一地委、十一专署、第十一军分区分别下辖万泉、荣河、猗氏、临晋、永虞、永乐、芮城、平陆、解县、安邑、夏县、闻喜、运城等13个县的县（市）委、民主县（市）政府和武委会。
王范整党结束后不久，地委机关迁入运城市区。7月20日，中共晋绥十一地委干部学校（党校）在运城阜巷成立，校长由地委书记刘植岩兼任，副校长由地委副书记贾启允兼任，教务主任白锋。学校设教育、组织、总务3个科，科长分别由栗步青、王沁声、于戈担任。9月1日，没有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区、村干部400余人参加学习。学习内容有形势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学习时间3个月。此后党校成为运城干部培训学习的重要基地。
三、肃匪反霸，土改纠偏，保卫新生政权
历经三次攻打、两次解放的运城，在解放后依然要面对复杂的形势和重重的困难。蒋军胡宗南部虽撤出晋南地区，但还扼守潼关，阎军依然占据晋南重镇临汾，他们并不甘心失败，除时刻梦想反扑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和残余势力，组织暗杀，和当地土匪、爱乡团、还乡团相勾结，时不时骚扰社会，报复袭击，残忍杀害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也充当帮凶，披着宗教的外衣，利用封建迷信妖言惑众，诈骗人民钱财，破坏土改，破坏扩军参战，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
为巩固新生政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太岳三地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县均加强了地方武装，将原来的游击队、自卫队扩建为县大队，和公安局一起重拳打击，联合围剿蒋阎残余武装，侦破了多起重大敌特凶杀案件，初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特斗争，带领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对被害群众和党员干部举行隆重公祭，号召群众牢记血的教训，提高警惕，武装起来彻底打垮封建地主阶级进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公开审判和公处大会，受害群众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罪行较轻的人员释放，接受群众监督，罪大恶极的当众处决，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党的英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自1947年秋冬开始的土改“左”倾错误，歪曲了党的土改政策，过度依靠贫农，乱打乱杀扩大化，破坏了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48年3月底，刘植岩书记在后宫整党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对太岳三地委、中共闻喜县委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作了批判。为土改纠偏，对太岳三地委所属各县的领导班子作了大量调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王范整党，要求各县摆现象、查原因、找危害，对照土改政策从思想上、作风上、立场上深挖细查，全面部署土改纠偏工作。经过纠偏退补，党的土地政策得到了正确的贯彻执行，停止了乱打乱杀，停止了命令主义，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斗的地主富农生活有了出路，误斗的中农、工商户消除了恐惧，逐渐向党靠拢，为全面完成土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组织运城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全国解放
运城解放之后，太岳三地委、太岳第三军分区积极号召广大群众参军、支前。1948年4月，太岳第三军分区将猗氏、新绛独立营和夏县民兵合编，组建了48团，樊马义任团长，杨克勤任副团长，郭安选任政委。5月，临汾解放时，太岳第三军分区47、48、49团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五纵队，后改为62军186师。1949年l月，平陆、安邑、夏县独立营升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178师533团，从茅津渡河挺进西北，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5月，华北野战军准备向中南、西南、西北各省挺进，中共太岳三地委决定：安邑、永济、临晋、猗氏、荣河动员3000人，组织500副的担架队，随军前往大西北支前。6月8日，猗氏支前大队步行到永济，9日坐船过黄河到潼关，随61军183师坐火车到西安三桥镇，11月完成任务返回。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仅仅是当时运城人民支前活动当中最平常的一件，像这样的支前活动基本每月都有。
五、恢复发展生产，为运城各项事业恢复奠定基础
解放后的运城，百业待兴。作为农业大市，1948年3月，中共太岳三地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开展生产运动：（l）必须解决农民生产顾虑；（2）必须减少农民支差负担；（3）必须大量贷款，实行农贷政策，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4）实行奖励政策；（5）实行保护政策；（6）各级政府财政税务、工商系统要为人民生产财富而服务；（7）解决生产与土改结合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时组织工商业恢复和发展。5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自今年2月7日，我军收复运城3个月来，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运城已逐步走向繁荣。商店由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占领的240家，增加到576家；摊贩达到760家；手工业达到240家。”同月21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运城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放贷款4亿元，帮助盐池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熬盐的厂商有36家，上工的工人有2000多人，成立了盐业职工会。
1949年2月，根据中共晋绥分局“原以数字命名的地委现改为以县命名”的指示，驻运城的中共晋绥十一地委改称中共运城地委。地委上属仍为中共晋南工委，地委下辖中共安邑、解县、临晋、猗氏、万泉、荣河、闻喜、夏县、平陆、芮城、永乐、永虞等12个县委和中共运城市委（今盐湖区）。
刘植岩在运城工作虽然仅仅一年时间，但在他的领导下运城全区军民开展土改纠偏和“三查三整”的整党整风运动，肃匪反霸、反奸清算，支援部队作战，组织干部西进南下，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还使解放后的运城在短期内由乱到序，各项事业得到恢复，为运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